《雨天的書》(也許還該加上《自己的園地》中的“茶話”)最可顯示周作人前期隨筆的風格特色,這用他自己在《自序二》中講的“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來形容恰當不過。而所說“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游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北京的茶食》),和“偶然的片刻優(yōu)游乃正亦斷不可少”(《喝茶》),又體現(xiàn)了作者人生態(tài)度中一些新的因子,與《藝術與生活》等書中所顯示的面貌多少有所不同。
這里所涉及的兩個方面,一是作者寫文章時所持態(tài)度,一是某些文章的具體內容,似乎統(tǒng)可以“閑適”一詞來概括,其實二者卻有很大區(qū)別。如果從態(tài)度考慮,周氏此后幾乎所有文章都是如此,不過各個時期作品的色調與韻味有所不同罷了。從內容考慮,真正的閑適小品只占其全部創(chuàng)作中很少一部分,前引文中“無用的游戲與享樂”形容以“一點”,“優(yōu)游”形容以“偶然”、“片刻”,多年后寫《過去的工作·兩個鬼的文章》,說閑適小品“只是為消遣或調劑之用,偶爾涉筆而已”,都是一個意思。閑適小品是一種性情之作,構成周作人散文整體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雨天的書》之后,此種文章繼續(xù)在寫,總的來說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作者另有幾類重要文章,如悼亡懷人之作,“草木蟲魚”系列,均由打《雨天的書》某些篇章發(fā)展而來,卻是更值得注意的。而它們在思想上和散文美學上又有新的開拓。
其實即便《雨天的書》本身也不盡是閑適小品,只是這些文章寫得晶瑩剔透,影響深遠,乃至某些人的印象中,仿佛周氏散文一概如此,當然不是這樣。作者在《自序二》中特別強凋“我原來乃是道德家”,以及“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正提示我們不要忽略《雨天的書》總體上的思想傾向,以及藝術風格的多重性和復雜性。其中不少作品,如《我們的敵人》至《沉默》諸篇,以內容論與《談虎集》相當接近,只是“藝術”味道更重,態(tài)度也比較松弛,所以仍是隨筆,不是雜文。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紹興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校任教。五四運動時從事新文學寫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學專著和翻譯作品。張資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廣東梅州市梅縣區(qū)人。他寫過很多小說,曾在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兼任教職。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板以后,起手寫《雨天的書》,在半年里只寫了六篇,隨即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xiàn)在仍舊拿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么批評或論文。據(jù)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東西發(fā)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么別的麻煩,不過出板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為意外地發(fā)見了兩件事。
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shù),如什么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邊都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chǎn)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tài)度,并不限于職業(yè),卻彌漫及于鄉(xiāng)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后來又想溷跡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腳,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為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系,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zhèn)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經(jīng)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后要怎樣才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xiàn)在中國連思索的馀暇都還沒有。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有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的書里看到一節(jié)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
十五日又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