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開始在村塾授徒,其后從陳文臺學習繪畫,入門甚快,頗得陳的賞識。他自稱“以畫自娛”,數十年來未有間斷。其花鳥畫淡墨薄色,山水畫渾厚淋漓,后者更受人們稱頌和喜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其友人王壽昌精通法文,邀他合作翻譯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遺事》,由王口述、林筆譯,小說內容曲折感人,為國人所初見,一時風行海內,備受贊揚。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應京師大學堂校長李家駒之聘,任大學堂預科和師范館的經學教員;同時他還繼續(xù)在五城中學堂任總教習。
民國二年(1913年),譯完《離恨天》后,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
民國十三年(1924年)6月,患病,體質衰弱,抱病在孔教大學講最后一課,作《留別聽講諸子》。10月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
《畏廬文集》《續(xù)集》《三集》《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京華碧血錄》《巾幗陽秋》《冤海靈光》《金陵秋》《畏廬漫錄》《畏廬筆記》《技擊余聞》《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左盂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等
《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伊索寓言》《民種學》《英國詩人吟邊燕語》《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尸記》《拿破侖本紀》《魯濱遜漂流記》《洪罕女郎傳》《海外軒渠錄》《紅礁畫漿錄》《橡湖仙影》《拊掌錄》《十字軍英雄記》等
《江村讀書圖》《大龍湫圖》《鼓山出云圖》《雁蕩山圖》《積翠圖》《香山九老圖》《匹馬從戎圖》《梅陽歸隱圖》《萬木草堂圖》《綴玉軒話別圖》《添香圖》《清江獨步圖》《獨坐渺世圖》《萬頃滄波圖》《吳夢窗詞意圖》等
林紓的譯著溝通中西文學,通過譯介西方名著來“吸彼歐美之靈魂,淬中國民之心志”,部分譯作揭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陰暗面,在反帝反封建思潮中發(fā)揮積極作用,激發(fā)了清末民初知識分子的思想覺醒,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奠基。錢鐘書盛贊其“媒”的作用,魯迅、郁達夫等也受惠于他。他被公認為近代文壇譯界泰斗,留下“譯才并世數嚴(嚴復)林(林紓)”的佳話。胡適贊其為“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第一人”,他也成為引介西學的先驅之一。
作為一位文學家,林紓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百余篇針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閩中新樂府》等40余部作品,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tài),成為新文學的“不祧之祖”,也確立了他作為中國新文化先驅的地位。
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他打破舊章回體,創(chuàng)“國事為經,愛情為緯”的長篇,如《金陵秋》等,還作社會題材傳奇。其文學體裁豐富,有詩集《閩中新樂府》等,古文匯于《畏廬文集》等,另有多種筆記小說。林紓展現(xiàn)了深厚的文學功底。其詩歌以題畫詩最為人稱道,陳衍曾贊其“寓意工切,隸事淵博”。此外,他的古文造詣極高,被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譽為“能伏其光氣者”,馬其昶更稱其古文成就超越吳汝綸。林紓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豐富了當時的文壇,也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林紓是中國近代教育轉型的重要推動者,除了創(chuàng)立新式學堂,林紓在兒童教育與女性教育上都提出了領先于時代的主張;他認為,教育必須要“治新學”,即指包括外語、工商和具先進思想的西學;他還系統(tǒng)整理了中國古代經典文獻,為近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教學資源。他的教育理念強調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主張通過古文教育培養(yǎng)學生的道德修養(yǎng)和文化素養(yǎng)。這些也成就了他在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近代畫家朱應鵬評:“林先生的畫也和他的文章一樣,桐城派的文章以林先生為殿筆,虞山派的圖畫也以林先生為殿筆了。”
作家徐則臣認為:“盡管林紓不懂外文,采用的是重新整合的翻譯方法,但魯迅、郁達夫等小說家其實都受惠于林紓的翻譯,在這個意義上翻譯者就是一個創(chuàng)造者?!?/p>
中國現(xiàn)代批評家阿英《晚清小說史》:“晚清小說的繁盛是由梁啟超和林紓開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