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鼠疫,又稱明末華北鼠疫、京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中國北方出現(xiàn)的大鼠疫。
明代中期以后中國進入了一個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現(xiàn)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歷、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華北數(shù)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發(fā)。
明末大鼠疫開始于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并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qū)。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
明末鼠疫這場大鼠疫使得“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shù)已二十余萬?!北本┰?643年的8月到12月間,保守估計死亡人數(shù)已高達全城的五分之一。所以當次年的4月,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根據(jù)華北地區(qū)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記錄,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qū)社會的變遷》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華北地區(qū)的瘟疫實際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與李玉尚合著《鼠疫:戰(zhàn)爭與和平》,對前期的研究做進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觀點。
異常寒冷的氣候頻繁引發(fā)水災、旱災、蝗災、鼠疫等,成為波及全國范圍的大瘟疫,形成“水旱災——饑荒——瘟疫”的惡性循環(huán),成為明王朝崩潰的根本原因。
歷史記載,自明嘉靖始,明朝與蒙古邊境之間常有變亂,致使許多漢人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積的牧場被開墾為農(nóng)田,改變了牧場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壓縮,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大大增加。
同時,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災頻發(fā)的年代,萬歷期間曾有過三次大旱且均引發(fā)瘟疫;崇禎十四年,再遭大旱且歷時4年。旱災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難民,老鼠也需到處尋找食物,較大數(shù)量的老鼠進入人類的居住地也就順理成章了。鼠疫桿菌通過寄存在它們身上的跳蚤將病毒傳染給了難民,而難民的遷徙流動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華北地區(qū)作為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后期的主戰(zhàn)場,天災人禍并至,明末大瘟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醞釀。
1618年,萬歷46年,廣東下起了大雪,這標志著“小冰河時期”的開始,從這時開始中國遭到了持續(xù)干旱和低溫的侵襲,到1638年,崇禎11年,漕河干枯,1640年,崇禎13年,黃河干枯了,而長江和淮河竟然已經(jīng)全部封凍。明朝末年中國內地大部分地區(qū)進入小冰河時期,全國性的旱災蝗災和鼠疫長年反復上演。對于一個龐大的農(nóng)業(yè)國家根本無力抗拒這種打擊。伴隨著自然災害而來的是內部的暴動,東北和西南地區(qū)發(fā)生的叛亂。
崇禎10年-14年,中國華北地區(qū)連續(xù)4年大旱。崇禎14年,在山西北部一個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為體內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無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這時大量的鼠疫菌進入被叮咬的灰老鼠體內。于是鼠疫菌在這個身材比跳蚤大無數(shù)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個小時以后,灰老鼠開始出現(xiàn)高熱癥狀,它的內臟開始潰爛出血。在灰老鼠死時,它體內的大量鼠疫菌開始轉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隨后從一個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傳染。
常年干旱食物減少,老鼠們身體虛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個地區(qū),都布滿了鼠疫菌。干旱缺水也導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
很快成群結隊的帶菌老鼠由于高熱導致身體炎熱難忍,它們到處尋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為了尋找水源,老鼠們集體出發(fā),開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歷程,在這個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軍。
崇禎14年夏天,中國內地突然出現(xiàn)大群大群的老鼠互相咬著對方的尾巴成群結隊渡過江河險阻,進入安徽,河南,河北等諸省。
50%的崇禎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chǎn),國民體質嚴重下降,衛(wèi)生條件極度惡化。在這一年崇禎14年,中國內地還是普遍大旱,在河北春季幾乎無雨,老鼠大軍找不到水喝繼續(xù)向更南的南方進軍。
同時饑荒中慌不擇食的人們開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邊的老鼠,橫掃全國的鼠疫大爆發(fā)終于開始了。于是在中國的史書上留下了,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廣平府大饑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shù)。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
山東青州,濟南,德州,泰安相繼發(fā)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蠅大如棗,鳳陽府,安慶府,廬州府相繼被鼠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達到90%,于是廬州府,就是現(xiàn)在的合肥一帶,民有絕戶,繁華大街如同靜夜,無人行走。
氣候變化還會導致瘟疫的流行。由于大規(guī)模的流民出現(xiàn),瘟疫在明代后期也日益猖獗。據(jù)《明史》記載,從1408年到1643年,發(fā)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當時著名醫(yī)學家吳有性在《瘟疫論·原序》就著重指出:“崇禎辛已(1641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
這場“古今方書所無”的怪異瘟疫在這一年遍傳北京城內外,患者會忽然在身體肢節(jié)間突生一個“小瘰”,接著“飲食不進,目眩作熱”,還會嘔吐出“如西瓜敗肉”的東西。一人感染,全家都會傳染,甚至有的“闔門皆歿”,全家死絕。親戚更是不敢上門慰問吊唁,因為只要一進病家門口,必會感染,等到他回去時,又把瘟疫帶回了自己家中,瘟疫死亡如此之巨,以至于帝都的九座城門“日出萬棺”。但這還不是這場瘟疫最恐怖之處。死亡在一瞬間發(fā)生,甚至來不及診斷和治療,這才是這種瘟疫最可怕的地方。
明萬歷年間,政府的賦役越來越重。隨之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先秦晉,后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并出現(xiàn)全國性的大旱災。萬歷、崇禎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華北數(shù)省的大鼠疫終于在山西爆發(fā)。萬歷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shù)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縣、忻州、苛嵐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記載。次年,疫情傳至遼州(治今左權),再傳至潞安府(治今長治),疫情進一步擴大。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將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qū)。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陜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fā)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fā)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fā)夕死?!爸烈灰怪畠龋傩阵@逃,城為之空”。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qū)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shù)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shù)人并死?!薄案泶瘛笔菍ο偈笠呋颊叩牧馨徒Y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五年,天津開始爆發(fā)大鼠疫,有朝染夕死者,日每不下數(shù)百人。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崇禎16年,疫情還在進一步加劇,北京及其附近地區(qū)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fā)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瘟疫,疫情很嚴重,夏燮《明通鑒》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比静∷劳鲋?,無法計數(shù)?!冻绲潓嶄洝酚钟涊d:“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盡管缺乏準確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但上述官方記載說明:當時的大瘟疫,勢態(tài)極其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shù)之多,竟達無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北京郊區(qū)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p>
這場鼠疫,發(fā)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于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tǒng)計數(shù)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翱胺Q是一場超級大瘟疫”,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fā)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shù)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p>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yǎng)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p>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災,崇禎十五年持續(xù)發(fā)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tài),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fā)。
10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絕望之城,來了一個擔任后補縣佐虛職的福建人,他發(fā)現(xiàn)了鼠疫的治療辦法。他使用刺血法給病人治病,每天來看病排隊的患者多達萬人。到崇禎16年的冬季,大雪紛揚,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導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這位福建人的治療。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轉。但彼時的北京城里,人鬼摻處,薄暮人屏不行。時人稱因北京死人太多,鬼魂白天就在城中游蕩,夜里更是群鬼夜號,處處鬼影。
崇禎17年4月,北京這座被鼠疫折磨了超過1年的帝國京城早已元氣大傷。京軍三大營的軍隊因為鼠疫死亡過多,正所謂“大疫軍死者眾”,而京軍的2.7萬匹戰(zhàn)馬,也只有1千匹可以騎乘,京軍已徹底失去野戰(zhàn)能力。北京內外城墻15.4萬個垛口,只能由5萬名羸弱士兵據(jù)守,這些大疫之下,僥幸存活下來的士兵們“衣裝狼狽,等于乞兒”。士兵們全都身體虛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讓他們站起來。
4月16日,李自成的50萬農(nóng)民軍開到北京城外,雖然在崇禎14年大疫以前,李自成曾經(jīng)屢次被明軍打的滿中國的跑,但是現(xiàn)在已經(jīng)今非昔比。雙方經(jīng)過了2天不算激烈的戰(zhàn)斗,李自成的大軍就攻陷了這座陰氣森森的“鬼城”。沖入城里的李自成大軍到處搜刮金銀婦女。那位治療鼠疫,拯救了北京全城市民生命的福建人也被李自成的士兵殺死。
43天后,八旗軍聯(lián)合吳三桂的關寧軍大破主要由饑民組成的沒有多少戰(zhàn)斗力的李自成部隊。一般傳說李自成大軍是在北京感染了鼠疫才失敗的,其實不然。因為在李自成進入北京的時候,鼠疫已經(jīng)得到了控制。其原因很簡單,李自成的部隊根本就打不過明軍的關寧軍,在鼠疫大爆發(fā)以前,關寧軍就經(jīng)常在關內殺得高迎祥,李自成等各路反軍到處抱頭鼠竄。所以山海關之戰(zhàn)李自成大敗,隨后1萬已經(jīng)投降清朝的關寧軍,又在永平,盧溝橋,保定,慶都,真定等地連續(xù)大破李自成。
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zhàn)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9月19日,清世祖福臨,也就是順治皇帝進入北京,清朝建立。令人驚奇的是,席卷肆虐全國的干旱和鼠疫鼠疫在清順治元年后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jīng)濟開始復蘇。
明末大鼠疫的發(fā)生,直接造成了明朝華北和江南人口銳減,稅銀和糧食收入銳減,軍隊非戰(zhàn)斗損失巨大,人民體質虛弱。讓僅有10萬披甲的滿清就征服了中國關內地區(qū)。
“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一只來自山西北部荒涼山野的染病老鼠,如同穿越心臟的致命一劍殺死了龐大的明帝國,也徹底殺死了中國歷史的進程。1910年10月接替了明帝國位置的清王朝的最后一個冬季,異常寒冷。就在這個冬天,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鼠疫襲擊了東北。第2年,清朝滅亡。所以,我們不要褻瀆那些萌萌的老鼠,也許這次親密接觸將改變未來的歷史。
一個化名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遺民是這場1643年京師大瘟疫的親歷者,在他的回憶錄《花村談往》中,他一口氣舉出了幾個聳人聽聞的突然死亡的個案。
一名官員前一刻還和同僚喝茶打恭時,后一刻就“不起而殞”了;兩個人一前一后騎馬聊天,后面的人剛敘話幾句問前面那個人,卻發(fā)現(xiàn)這人已經(jīng)“殞于馬鞍,手猶揚鞭奮起”;最令人骨栗的恐怕是兩個小偷的詭異之死:一家富人在瘟疫中全家死絕,于是這兩名小偷打算發(fā)一筆橫財,這二人約定一個在屋檐上接應,一個下到房中將偷來的東西遞上來,結果下面的人遞著包就突然猝死,而上面的人在接的時候也染上瘟疫斃命,死的時候,這兩個小偷手里還攥著偷來的包袱。
有的新婚之家,新婚夫妻一起死在婚禮上,有人騎馬而行,正在說話,后面的人已經(jīng)死去。
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原來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后,夫婦坐于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于床的兩頭。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明末的大鼠疫深刻地改變了社會秩序、人口結構、政治格局和人文環(huán)境。
據(jù)史學家不完全統(tǒng)計,明朝末年關內各省全部人口大約是1億人口,萬歷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陜、晉、冀3省死亡人數(shù)至少在千萬人以上。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生命,20萬人命赴黃泉。時人記載崇禎16年“疙瘩病”“羊毛瘟”盛行,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兩月,死者數(shù)百萬。而據(jù)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區(qū)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根據(jù)外國學者估算,明末經(jīng)過持續(xù)的干旱,蝗蟲,鼠疫,天花和饑荒造成全國損失了40%的人口,整個國家元氣大傷。就是到1651年,清朝順治8年,全國也僅有1036萬壯年男丁,全部人口在6000萬左右。
4-8月滴雨不下,飛蝗遮天,鼠疫大軍攻入江蘇,浙江,嘉興府桐鄉(xiāng)縣居民90%被感染鼠疫,蛆蟲從房子里一直爬到街道上。鄰近的湖州府則損失了30%的人口,民眾無病而口中吐血而死,民多投河自殺,哭聲震天。
災荒、疫病、戰(zhàn)爭,1640年代的中國,這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靈涂炭,山河破碎。據(jù)學者統(tǒng)計,明清易代之際,因非正常死亡,中國的人口減少了約四五千萬。
對于大明王朝滅亡的原因,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一般認為是李自成推翻的,滿清人在后面撬墻腳。也有的認為是大明朝廷內部出了問題。壞在宦官和政治腐敗上。這些觀點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如果跳出史學,從流行病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便很簡單了——鼠疫,是鼠疫直接導致天下大亂。崇禎年間的大鼠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明末爆發(fā)的“疙瘩瘟”,就是所謂的“鼠疫”,因為從發(fā)病到死亡既烈且急,所以有時也被稱為“電擊性鼠疫”。鼠疫分為“腺鼠疫”和“肺鼠疫”兩種,前者死亡率達50%-90%,而后者死亡率幾乎高達100%。非常不幸的是,崇禎十六年的京師大瘟疫,很可能是這兩種鼠疫同時肆虐的結果,所以死亡率才如此之高。較之關內闖獻作亂,關外滿清南下,這場鼠疫大爆發(fā)才是名副其實從內部斷送帝國國祚罪魁禍首。
據(jù)臺灣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的估算,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約20萬北京人殞命,占當時北京總人口的1/5到1/4。在這樣的情況下,駐守京師的明朝軍隊自然無法幸免。據(jù)歷史記載,當時駐守京師的軍隊有10萬人,大疫過后,僅余5萬多人。加之,明末軍隊腐敗嚴重,軍心本就渙散,經(jīng)此大疫,更是潰不成軍。李自成率軍攻打北京城時,當時的守城將官不得不低聲下氣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連三四千宮中的太監(jiān)都上了城墻。1644年3月,大順農(nóng)民軍兵臨城下,此時,北京內城上平均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軍“鳩形鵠面,充數(shù)而已”。這樣軍隊,抵擋不住李自成的精銳之師。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禎帝可能從未料想京師會如此快速淪陷,自己連從容出逃的時間都沒有,最后不得不自縊于煤山槐樹之下。也許,連闖王李自成也沒有想到可以如此輕易地拿下北京城。
縱橫帝國內部的鼠疫,也間接摧毀了帝國的邊防系統(tǒng),比如明軍最精銳部隊云集的九邊重鎮(zhèn)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zhèn)在明末改朝換代的巨大社會變革中,根本就沒有發(fā)揮出作用。大疫,南北數(shù)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黃河,十室鮮美一脫者??v橫帝國內部的鼠疫,也間接摧毀了帝國的邊防系統(tǒng),比如明軍最精銳部隊云集的九邊重鎮(zhèn)中的大同,山西,薊州、宣府等鎮(zhèn)在明末改朝換代的巨大社會變革中,根本就沒有發(fā)揮出作用。在跟著闖王有飯吃口號下,遠近災民紛紛加入李自成的隊伍,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
廷現(xiàn)在需要關外明軍盡快擊敗包圍錦州的八旗軍,隨后調入關內平亂。于是皇帝連續(xù)發(fā)布密令要前線明軍盡快出戰(zhàn),速戰(zhàn)速決。最后在崇禎14年的秋季,冒然出擊的明軍戰(zhàn)敗,多年累積的全部精華喪盡。最后皇帝催促陜西大帥孫傳庭立刻出戰(zhàn)剿滅李自成。這時的孫傳庭處于苦于鼠疫橫行,人死過半,根本無法征收稅糧,軍隊缺乏口糧的困境。最后孫傳庭帶領餓七扭八歪的大軍穿過潼關戰(zhàn)敗身亡?!睹魇贰吩啤皞魍ニ蓝魍鲆印?。這北京大疫之下,僥幸存活下來的士兵們“衣裝狼狽,等于乞兒”。士兵們全都身體虛弱的坐在地上休息,以致鞭子的抽打都不能讓他們站起來。以至于李自成輕易的就奪取了北京城。
明末農(nóng)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最后失敗的真正原因一直是個歷史之謎。百余年來,專家們對此有多種解釋,有的說他敗于不得人心,有的說他敗于驕傲自滿,有的說他敗于腐敗,也有人指出,李自成的百萬大軍亡于鼠疫。
電影,《大明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