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9日,塔利班挾持23名韓國籍傳教士作為人質,要求韓國軍隊撤出阿富汗,同時要求阿富汗政府釋放被逮捕的塔利班民兵。此次事件被稱為韓國人質被塔利班綁架事件或塔利班綁架韓國人質事件。事件發(fā)生后,韓國政府一方面表示,韓國駐阿軍隊將按原計劃于今年年底前撤出,另一方面派代表團前往阿富汗處理人質事件。而阿富汗政府代表與綁架者之間的談判進展緩慢,一度面臨失敗危險,2名韓國人質也因此先后被塔利班處死。為確保人質安全,韓國政府堅決不同意武力解救方案。在經過一個多月艱苦的談判后,剩下的21名韓國人質才終于得以獲釋回家。
從任何意義上看,這次事件都是“雙輸”的局面。對于美國、盟軍及阿富汗政府而言,外國人質綁架事件的一再發(fā)生,以及事件發(fā)生后令人窒息和絕望的處理、應對,都不能不讓人懷疑,在阿富汗進行了多年的這場反恐戰(zhàn)爭,究竟有沒有達到消除恐怖主義、創(chuàng)造并維持一個穩(wěn)定、和平的阿富汗的目的;對于塔利班而言,他們賴以立足的理論基礎和道德準繩,正被他們自己綁架并長期扣留非戰(zhàn)斗方和平婦女的行徑打得粉碎,反恐盟軍用飛機大炮未能打破的堅壘,也許即將甚至正在被他們自己的行徑所侵蝕瓦解。
“雙輸”的結果是“兩難”。
對于塔利班而言,原本奇貨可居的人質變得十分燙手,殺也難,不殺也難。如果不殺,已經9次發(fā)布的最后通牒勢必成為沒有底線的底線,必將使塔利班在公眾和自己內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而且已經死了兩個人,即使現在收手也很難得到想要的一切;如果殺,男人質已所剩無幾,倘公然處死原本與反恐戰(zhàn)爭毫不相干的女人質,勢必引發(fā)嚴重的道德和公關危機,甚至危及塔利班的群眾基礎和生存空間。
對于阿富汗當局而言,讓步與不讓步同樣進退兩難。如果不讓步,任憑人質一個個被殺害,當局原本不高的公信力勢必更加低落;反之,則必將刺激嘗到甜頭的塔利班變本加厲,如法炮制,在今后制造更多類似事件,今年3月意大利人質事件的前鑒便是最好的例子,況且,塔利班所索要的交換籌碼不少控制在美軍手中,即使在阿富汗當局手里,美國人不發(fā)話,他們也斷難自作主張。
整個事件中最尷尬、最進退維谷的莫過于韓國政府。從綁架事件消息傳出后的第一刻起,他們就以保障人質安全為由,排除了武力解決的方案,可事態(tài)的進展卻是人質一個又一個被殺,時至今日,人們有理由質疑,如果當初第一時間選擇武力解決,所付出的代價是否一定會更大?人們更有理由質疑,如果到了今天這樣的地步仍然堅持“非武力”,對那些正在塔利班虎口中坐以待斃的人質而言,是令他們更接近生還,還是讓他們更靠近死亡。
僵局發(fā)展到今天,已瀕臨破局的邊緣,塔利班不可能總是涂改他們親手劃定的死線,阿富汗當局、盟軍及韓國政府方面在先后兩名人質死亡之后也勢難接受任何交易的籌碼(盡管不接受的動機各不相同),對雙方而言,前面的路都越走越窄,選擇的余地也越來越少,就塔利班來說,他們所能選擇的,只剩下逐一殺死人質,或集體殺死;就另一方而言則更簡單:動武或不。
不論怎樣選擇都是艱難的,而且雙輸的格局已經注定,不會有任何改變。然而這次事件無論如何收場,都勢必引出一個思索:類似事件今后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世界許多其它熱點地區(qū)都不免反復重演,屆時解救方應如何把握武力與談判、生存與死亡間微妙的分寸與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