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漢語指夏朝以前到晉朝的漢語,是現(xiàn)存漢語的祖先。
周朝分封八百諸侯,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禮記·王制》)。
春秋初期見于記載的諸侯國尚有170余個,戰(zhàn)國時期形成“七雄”,“諸侯力政,不統(tǒng)于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
先秦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稱為“雅言”的共同語?!白铀叛裕对姟?、《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秦朝建立后,進一步規(guī)范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漢語使用于南北朝、隋朝、唐朝和宋朝前期(公元7世紀到10世紀),可以分為《切韻》(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廣韻》(公元10世紀)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漢把這個階段稱為“古代漢語”。
語言學家已能較自信地重構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tǒng)。這種證據(jù)來自幾個方面:多樣的現(xiàn)代方言、韻書以及對外語的翻譯。
正如印歐語系的語言可以由現(xiàn)代印歐語言重構一樣,中古漢語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總結漢語的語音體系,這些資料仍然是現(xiàn)代語言學家工作的基礎。最后,漢語的語音可以從對外國語言的翻譯中了解到。
近代漢語是古代漢語與現(xiàn)代漢語之間以早期白話文獻為代表的漢語。
現(xiàn)代漢語有標準語(普通話)和方言之分。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2000年10月3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
漢語方言通常分為九大方言:官話方言、晉方言、淮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各方言區(qū)內又分布著若干次方言和許多種土語。其中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官話方言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登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七個次方言。
192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于現(xiàn)代北方官話白話文的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現(xiàn)代漢語標準,稱為國語官方語言。
1932年,經(jīng)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國音常用字匯》后,被采納為中國官方語言的標準。
國共內戰(zhàn)之后,由于政治歷史原因,大陸改稱其為普通話,臺灣依舊稱國語。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決議公布《漢語拼音方案》?!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guī)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的工具?!稘h語拼音方案》也是拼寫中國地名、人名和中文文獻等的國際標準。
對外漢語是以其他語言為母語的國家或民族的人為對象的漢語教學。也稱為漢語作為外語教學或者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相應專業(yè)為高等院校培養(yǎng)具有較高外語文化修養(yǎng)且能以外語為工作語言的漢語和中國文化教師,為旅游和各類涉外部門培養(yǎng)導游和翻譯人才。
2012年12月4日,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共同發(fā)布了《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yè)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2—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提出了語言文字工作的總體目標:“到2020年,普通話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漢字社會應用的規(guī)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漢語拼音更好地發(fā)揮作用。語言文字規(guī)范標準基本滿足社會需求,信息化水平進一步提高。語言文字社會管理服務能力全面提升,社會管理服務體系基本建成。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科學保護得到加強。語言文字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作用進一步發(fā)揮。國家語言實力顯著增強,國民語言能力明顯提高,社會語言生活和諧發(fā)展”。
綱要確定了“大力推廣和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進語言文字規(guī)范化標準化信息化建設”“加強語言文字社會應用監(jiān)督檢查和服務”“提高國民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弘揚傳播中華優(yōu)秀文化”“加強語言文字法制建設”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七項主要任務;確定了“推廣普及”“基礎建設”“督查服務”“能力提升”“科學保護”“文化傳承”六項重點工作和十六個方面的舉措;提出了“創(chuàng)新理念思路”“創(chuàng)新工作機制”“創(chuàng)新管理服務”和“擴大對外開放”“強化人才保障”“提高科研水平”“加大宣傳力度”“保障經(jīng)費投入”等八項創(chuàng)新與保障措施。
綱要的發(fā)布是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和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舉措,是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行動,是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綱領。
主詞條:漢語拼音音節(jié)、漢語拼音、漢語注音符號、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的音節(jié)可以分析成聲母、韻母、聲調3部分。打頭的音是聲母,其余的部分是韻母,聲調是整個音節(jié)的音高。把聲調也看成音節(jié)的組成部分,是因為漢語的聲調是辨義的。例如“湯、糖、躺、燙”4個字的聲母都是t,韻母都是ang,只是因為聲調不同,意義就不一樣,在語言里分別代表4個不同的語素,在書面上就寫成4個不同的字。
聲母都是輔音。最復雜的韻母由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 3部分組成。韻尾有的是輔音,有的是元音。北京音的輔音聲母有23個。介音有i、u、ü3個。輔音韻尾有n和ng,元音韻尾有i和u。在組成音節(jié)的聲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韻尾 4部分里,只有主要元音不能沒有,其余 3部分都不是必須出現(xiàn)的。這種情形可以從表 1音節(jié)的成分舉的例字里看出來。北京話的聲母見表 2北京話聲母,北京話的韻母見表 3北京話韻母。
1918年,由當時的教育部頒布的國語注音字母是利用漢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與韻尾合在一起用一個符號表示(例如:ㄠ=[au],ㄢ=[an]),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的聲母韻母兩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廣泛流傳,影響很大。臺灣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話聲母、表3北京話韻母)。自1978年開始,中國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漢語拼音字母拼寫,取代了威妥瑪式等各種舊拼法。
拼音是拼讀音節(jié)的過程,就是按照普通話音節(jié)的構成規(guī)律,把聲母、韻母急速連續(xù)拼合并加上聲調而成為一個音節(jié)。拼音的要領是:“前音(聲母)輕短后音(韻母)重,兩音相連猛一碰。”拼音時要牢記普通話聲母和韻母的配合規(guī)律:
聲母n、l及零聲母與開口呼、齊齒呼、撮口呼都有拼合關系。
聲母f、g、k、h、zh、ch、r、z、c、s只同開口呼、合口呼相拼。
聲母j、x、q只同齊齒呼、撮口呼相拼。
開口呼、合口呼韻母同除去j、q、x外的其他聲母都有拼合關系。
撮口呼韻母只同j、q、x、n、l及零聲母有拼合關系。
拼音時還要注意讀準聲母、韻母和聲調的音值。要讀聲母本音,不要念呼讀音(教學中,在聲母后面配上不同的元音,而發(fā)出的音叫呼讀音);要把韻母作為一個整體來讀,不要把韻頭、韻腹、韻尾分解開再臨時拼合;要看清調號,讀準調值。
常用的拼讀方法有以下幾種:
聲韻兩拼法——把韻母當作一個整體,拿來跟聲母相拼。如:h-ào→(浩)。
聲母兩拼法——先找準聲母發(fā)音部位,擺好發(fā)音的架勢,然后一口氣念出韻母,拼成音節(jié)。如:拼讀b?。ò停?,先閉上雙唇,憋住一口氣,擺好發(fā)b音的姿勢,然后一口念出a,成為音節(jié)。
三拼連讀法——是把帶介音的音節(jié)分析成聲、介、韻三個部件,拼音時連讀成一個音節(jié)。如:q-i-áng→qiáng(強)
聲介合母和韻母連接法--是把聲母和介音(介母)拼合起來,構成一個拼音部件,再同隨后的韻母相拼。如:g-u-āng→guāng(光)。
古代沒有拼音,而使用反切來教人識字等方法,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和聲調,拼合起來就行了。
古代,在中國的阿拉伯、波斯、中亞人后裔——回回學習阿拉伯語,他們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口語。蒙元,蒙古人入侵中原地區(qū)后,用改變了的藏文的字母來拼寫漢語等語言,叫八思巴文。雖然不是專門拼寫漢語的,但是,也可以算漢語拼音的一種。
明朝,西方傳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是中國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漢字拼音的發(fā)明人是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1625年,金尼閣把利瑪竇(1552~1610)等人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補充,寫成一部完整的羅馬字注音專書,叫做《西儒耳目資》,第二年在杭州出版?!段魅宥抠Y》系一部幫助西洋人學習漢語、漢字的羅馬字注音字匯。全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譯引首譜》是總論,第二編《列音韻譜》是從拼音查漢字,第三編《列邊正譜》是從漢字查拼音。金尼閣的羅馬字注音方案只用了25個字母(5個元音字母,20個輔音字母)和5個表示聲調的符號,就可以拼出當時“官話”的全部音節(jié)。這種比“反切”簡單容易得多的方法,引起了當時中國音韻學者極大的注意和興趣。有的學者還從中受到啟發(fā),產(chǎn)生了中國文字可以拼音化的設想。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p>
明末清初,出現(xiàn)了用簡單的古字表現(xiàn)漢語語音的拼音方式。
中華民國年間,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這個系統(tǒng)的集中表現(xiàn),時至今日臺灣依然使用。但是,同時也出現(xiàn)了拉丁字母的拼音運動,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運動結合很密切。
1912年,民國政府繼續(xù)推行國語。在推行國語的熱潮中,國語標準音經(jīng)過“京(音)國(音)問題”大辯論,由“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修正為純以京音為準的新國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為注音符號,并成為推行國語的利器,使國語進入師范及小學語文教學中,在電臺廣播、電影、話劇等領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陣地。
民國時期,從官話到國語,從老國音到新國音,國語運動最重要的一條歷史經(jīng)驗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沒有明確標準的初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官話)成為有明確規(guī)范的高級形式的民族共同語(國語和普通話),必須選擇一種自然語言,作為自身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國語運動在長期的實踐中終于找到了“中國語言的心”(劉復語),明確宣布以北京(系)作為統(tǒng)一全國語言的標準音(見《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
這是它最大的歷史功績,它為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所開展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礎。
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看,在漢語拼音運動不同歷史時期出現(xiàn)的國語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漢語拼音方案,顯然是一脈相承的繼承發(fā)展關系。漢語拼音方案的設計充分吸收了過去許多拼音設計,特別是國羅和北拉的許多寶貴經(jīng)驗,并廣泛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獨運之處。但更多的是吸取并發(fā)展了歷史上許多拼音設計的長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立即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就是當前(2015)使用的這一套方案。聯(lián)合國也承認了漢語拼音方案。
漢語拼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漢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時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研究制定。
該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漢語普通話讀音的標注,作為漢字的一種普通話音標。1958年2月11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公布該方案。1982年,成為國際標準ISO 7098(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
大部分海外華人地區(qū)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漢語教學中采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方案是拼寫漢民族標準語的拼音方案。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1949年,吳玉章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毛澤東把信批復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漢民族標準語是在十九世紀末期興起的對中華民族的社會、科學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語文現(xiàn)代化運動最初指的是漢語拼音運動(當時叫“切音字運動、簡字運動”)、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清末民初的三大語文運動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通過改革語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適應當時社會發(fā)展和科學文化發(fā)展的需要,然后富國強兵,振興中華民族。國語運動是建立和推廣漢民族標準語口語的運動,而白話文運動則是提倡用能夠表達口語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正式書面語的運動。三個運動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標,但內在關系卻十分密切。就歷史淵源關系說,切音字運動發(fā)生最早并引發(fā)了國語運動。其后,國語標準音的確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漢語規(guī)范化運動,漢語拼音方案的產(chǎn)生,都是由此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
漢語拼音運動的歷史前奏可以遠溯至明末,但是導致中國社會產(chǎn)生聲勢浩大的漢語拼音運動,其直接原因是中國人至今銘心刻骨的“甲午”國恥。這一點錢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現(xiàn)代國音》(1929)一文中說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于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fā)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簡字以謀求普及教育的運動,日盛一日……”。其實,文字領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經(jīng)開始,漢字幾千年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經(jīng)發(fā)生動搖。甲午戰(zhàn)爭后,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除了賠償巨額軍費之外,還割讓了臺灣和澎湖等地。其時,朝野震驚,激發(fā)了社會民眾,特別是有進取精神的知識階層的愛國天良,大家推究中國失敗的原因,一致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家斷不能富強?!碑敃r,被稱為“思想界之彗星”的譚嗣同就首先帶頭呼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響應,紛紛起來創(chuàng)制簡單易學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運動,也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就這樣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據(jù)統(tǒng)計,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猶有案可查的各種拼音方案就多達二十七種。這一時期的拼音方案大多為拼寫某種方言而設計的,但拼音文字畢竟是一種拼寫語言聲音的文字,所以一開始就觸及了漢民族語言的統(tǒng)一問題。被當時稱之為“從事切音運動第一人”的盧戇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兩個基本原則:“字話一律”和“字畫簡易”,也就是文字表達話音,字形簡單易寫。同時,又倡議以南京話為“各省之正音”,這樣全國“語言文字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而無言也。”這些話顯然已超出了純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圍,涉及民族語言的統(tǒng)一和發(fā)展了。
但是,盧戇章設計的各種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他后來向清政府學部呈交的《中國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認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tǒng)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駁了。之后不久,一種體現(xiàn)民族共同語發(fā)展趨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立刻脫穎而出了。它拼寫的是當時影響最大的“京音官話”,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漢字的偏旁?!豆僭捄下曌帜浮吠ㄐ袠O廣,遍及大半個中國,“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遍及十三個省?!蓖跽毡救丝芍^完全把握了當時民族語言的發(fā)展趨向,他在《官話合聲字母》序中就明確宣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shù)多者?!币舱驗槿绱?,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得到了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初名)總教習吳汝倫的支持并跟張之洞以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一起奏請朝廷在“學堂章程”中規(guī)定“于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理由是“各國語言皆歸一致”,清朝也應“以官音統(tǒng)一天下之語言”。他們的奏請很快得到朝廷的批準。于是,漢語拼音運動在引發(fā)了國語統(tǒng)一運動,并與國語統(tǒng)一運動合而為一的同時,得以從民間躋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學部在“國語教育事業(yè)”(1911)中規(guī)定拼音“簡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國語,二是范正漢字讀音,并通過了一個“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規(guī)定在宣統(tǒng)八年(1916)普及國語。沒想到就在這一年十月,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經(jīng)公決并通過的“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確定國音,制定字母,統(tǒng)一國語的運動,實際是由下一個社會和國民政府開展起來的。
通過上述內容可以看到,從十九世紀末發(fā)展起來的漢語拼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與語言的統(tǒng)一,社會的發(fā)展,民族的團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歷史事實不止一次的證明,無論哪一種拼音設計,違背了語言統(tǒng)一的發(fā)展趨勢,注定會以失敗告終。盧戇章設制的第一個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寫閩廣方言為主的《中國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統(tǒng)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駁了。其后,又有同治進士,朝廷命官勞乃宣設計了幾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簡字全譜》(一種漢字筆畫式的拼音文字),“全譜”包括《京音譜》,《寧音譜》(南京話)、《吳音譜》、《閩廣譜》等,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還提出了“引南歸北”的主張:“南人先就南音各譜學習,以便應用,學成之后,再學京音,以歸統(tǒng)一。”勞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見,他進呈的《簡字譜錄》也得到御批,讓“學部議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學部也仍然因“分裂語言,有礙統(tǒng)一”,始終擱置高閣,不議不奏,而社會上也對他提出了尖銳的指責,認為照他的辦法,“將使中國愈遠同文之治”,罵他是“分裂語言文字的罪魁”。對照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唱主角的盧戇章、勞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別是勞乃宣和因參加了“百日維新”而受到通緝的“欽犯”王照他們兩人的拼音方案的命運,實在是足以發(fā)人深省的。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西里爾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shù)字形式
而最后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漢語拼音的符號系統(tǒng),以便于國際間的交流和合作。
漢語是一種孤立語(分析語),不同于印歐語系的很多具有曲折變化的語言,漢語的詞匯只有一種形式而沒有諸如復數(shù)、詞性、詞格、時態(tài)等曲折變化。漢語的語素絕大部分是單音節(jié)的(手│洗│民│失)。語素和語素可以組合成詞(馬 路→馬路│開 關→開關)。有的語素本身就是詞(手、洗),有的語素本身不是詞,只能跟別的語素一起組成復合詞(民→人民│失→喪失)?,F(xiàn)代漢語里雙音節(jié)詞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雙音詞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復合方式造成的。有些語素雖然在現(xiàn)代漢語里不能作為一個詞單獨用,但是有時候在借用古漢語的詞句時,也偶爾作為詞來使用。
實詞,詞匯中含有實際意義的詞語,在漢語中實詞分為六大類,分別是——
1、名詞:表示人或事物(包括具體事物、抽象事物、時間、處所、方位等)的名稱。
2、動詞:表示動作行為、發(fā)展變化、心理活動、可能意愿等意義。
3、形容詞:表示事物的形狀、性質、狀態(tài)等。
4、數(shù)詞:表示數(shù)目(包括確數(shù)、概數(shù)和序數(shù))。
5、量詞:表示事物或動作、行為的單位。
6、代詞:代替人和事物的分名稱,或起區(qū)別指示作用,或用來提問。
虛詞,詞匯中沒有實際意義的詞,漢語虛詞也分為六大類,分別為——
1、副詞:用來修飾、限制動詞或形容詞,表示時間、頻率、范圍、語氣、程度等。
2、介詞:用在名詞、代詞或名詞性短語前,同這些詞或短語一起表示時間、處所、方向、對象等。
3、連詞:用來連接詞、短語或句子,表示前后有并列、遞進、轉折、因果、假設等關系。
4、助詞:用來表示詞語之間的某種結構關系,或動作行為的狀態(tài),或表示某種語氣。
5、感嘆詞:表示感嘆、呼喚、應答等聲音。
6、擬聲詞:模擬人或事物發(fā)出的聲音。
并列短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名詞,動詞或形容詞組合而成,詞與詞之間是并列關系,中間常用頓號或“和、及、又、與、并”等連詞。
偏正短語:由名詞、動詞或形容詞與它們前頭起修飾作用的詞組合而成,其中名詞、動詞、形容詞是中心語,名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定語,動詞、形容詞前頭的修飾成分是狀語。
動賓短語:由動詞與后面受動詞支配的成分組合而成,受動詞支配的成分是賓語。
動補短語:由動詞或形容詞與后面起補充作用的成分組合而成,常用“得”字表示,起補充作用的成分是補語。
主謂短語:由表示陳述和被陳述關系的兩個成分組合而成,表示被陳述物件的是主語,用來陳述的是謂語。
主語:句子中的陳述物件,說明是誰或什么。
謂語:對句子的主語作陳述的成分,說明主語是說明或怎么樣。
賓語:謂語動詞的支配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物件,結果、處所、工具等。
補語:謂語動詞的補充成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的情況、結果、處所、數(shù)量、時間等。補語的標志是“得”字。
定語:句子中名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說明事物的性質、狀態(tài)、或限定事物的領屬、質料、數(shù)量等。定語的標志是“的”字。
狀語:句子中動詞或形容詞中心語前頭的修飾成分,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式、狀態(tài)、時間、處所或性狀的程度等。狀語的標志是“地”字。
漢語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qū)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qū)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里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范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后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志所廣泛采用。臺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shù)仍舊沿用這種文體。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卷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幾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wěn)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匯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狹義的“漢語”僅指現(xiàn)代標準漢語,是以北京話為標準語音、以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guī)范。在非表音情況下,僅指現(xiàn)代白話文的書面語,其他的方言白話文不能作為書面語。中國的中小學中教授漢語的文字、語法、文學等的科目叫語文、中文、國文等,都是漢語文的稱謂。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的語文課,以普通話(國語)授課;在香港和澳門因通行粵語,所以學校會以粵語授課。中國大陸、中國港澳的“普通話”、中國臺灣的“國語”、海外華人華僑的“華語”大體上是相同的,只在個別字詞的讀音上有些微區(qū)別。此外,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是以繁體中文為主要文字的地區(qū)。
中國的語言學家多認為漢語是一種單一的語言,但國外部分語言學家和中國國內的一些語言學家以及一些地方主義者認為漢語作為一個語族是官話、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等語言的統(tǒng)稱,即漢語是由一簇親屬語言組成的語族,但綜合起來看仍是一門語言。
漢語是聯(lián)合國的六種官方語文之一,亦為當今世界上作為母語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語言。除中國外,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是廣泛使用漢語的國家。在中國港澳地區(qū)和新加坡,漢語被定為官方語言,而在中國臺灣作為非法定的行政用語,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guī)定:國家機關以普通話和規(guī)范漢字為公務用語用字。很多國家都開始將漢語列為第二語言,加入授課內容。
漢語一般劃分為9種方言,各方言又可劃分為多種次方言。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國際語種代號標準ISO 639-3把漢語分為9種一級方言:閩方言(cdo)、晉方言(cjy)、官話方言(cmn)、徽方言(czh)、贛方言(gan)、客家方言(hak)、湘方言(hsn)、吳方言(wuu)、粵方言(yue)。此外還存在平話、湘南土話等個別語言學分類有爭議的漢語方言。
漢語方言還有一種更常見的分法,即分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還有湘南土話,瓦鄉(xiāng)話,平話等一些未能分類到七大方言的漢語方言。各方言區(qū)內又分布著若干次方言和許多種土語。其中使用人數(shù)最多的北方方言分為北方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四個次方言(四區(qū)分法為舊分法,現(xiàn)多采用“八大官話”的分法)。
由于古代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發(fā)音標準,故漢語口語在中國各地發(fā)音有所變化,有些變化很大。在使用漢語的非語言學人士中,多數(shù)人都用“方言”來指稱口語發(fā)音相互有差別的漢語。部分人主張將漢語視為一個包含一組親屬語言的語言。這種觀點也得到中國國內部分學者的支持。
語言學上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漢語語族只有漢語一種語言,只是方言發(fā)音有所不同;另一種認為漢語族包含官話、閩語、粵語、客語、淮語、吳語、贛語、湘語等七大語言(或者是官話、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湘語、晉語、徽語、平話),再加上閩語內部不能互通,所以閩語實際上是一類語言,而在語言學上的歸屬應該是閩語語群,其下的閩南語、閩東語、閩北語、閩中語和莆仙語則為單一語言。前一個觀點將官話、閩語、粵語、客語、吳語、晉語、贛語、湘語等列為漢語的方言;而后一種觀點認為漢語是一簇互相關聯(lián)的親屬語言。但即便按照后一種觀點,漢語依然是一門語言,即既是由一簇親屬語言組成的語族,綜合來看又是一門語言。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學者之分析的普遍基準為拼音文字,故該觀點之于漢語(以及類似漢語的意音文字)的適用性尚可商榷。
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在其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中將韓語、日語、越南語等其他語言稱作漢語的“域外方言”。這是作者在漢語研究的特殊條件下為貫徹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采用的比擬性質的簡便說法。
關于漢語方言的現(xiàn)狀和生存問題,瀕危漢語方言問題,語言和方言多樣性問題,已經(jīng)引起學術界以及社會大眾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語言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漢語方言是中國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在上海,北京,廣東等地,普通話與當?shù)胤窖缘臓幷撘饛V泛重視,搶救瀕危方言再度成為熱門話題。
官話方言
官話方言,通行于東北地區(qū)、華北地區(qū)、西北地區(qū)、西南地區(qū)、河南、湖北局部、四川、重慶、云南、貴州、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蘇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語方言。官話方言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西南官話七個次方言。北京官話分布在北方東部,以北京話為代表,蘭銀官話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蘭州話為代表,西南官話分布在南方西部,以四川話為代表,江淮官話分布在南方東部,以南京話和揚州話為江淮話的代表。上古時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后,分化成為中古漢語語音。而現(xiàn)代“官話方言”,主要形成于宋元時期。官話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別發(fā)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為以后中國各代的官方語言,北方官話至今是現(xiàn)代標準漢語的基礎(大陸稱為普通話,臺灣稱為國語)。使用這一方言的人占中國人口的70%。
官話的明顯特點包括:除了江淮官話、少部分西南官話保留入聲讀[-?]之外,大部分官話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聲,中古漢語中的“-p,-t,-k,-m,-n,-ng”韻尾只剩下“-n,-ng”,但出現(xiàn)了大量兒化韻“-r”韻尾。原本連接“i,ü”韻母的“g,k,h”聲母已被顎音化成“j,q,x”聲母。官話話在失去清濁對立的過程中,沒有經(jīng)過劇烈的聲調分化,但出現(xiàn)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因此,官話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應產(chǎn)生的復合詞。上述現(xiàn)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較少見。
吳方言
或稱吳語:以上海話或蘇州話為代表,在中國江蘇南部、上海、浙江以及安徽南部、江西東部等地區(qū)使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贛語影響,浙江南部保留了較多古代百越話特征,以至不能和作為典型吳語的太湖片吳語通話。使用人數(shù)大約為總人口的8.4%。這種方言的對清濁輔音的區(qū)分是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吳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模糊入聲。吳語具有八個聲調: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
淮方言
或稱淮語(Lower Yangtze Mandarin),屬漢藏語系漢語族,分為洪巢片、通泰片和黃孝片。通常將南京話和揚州話作為淮語的代表音。
淮語分布在江蘇省大部、安徽省中南部,湖北省東部、江西省九江市局部及其它省份的個別方言島,使用人口為7000多萬,主體分布于江蘇、安徽兩省的江淮地區(qū)。
淮語自東向西分為通泰片(泰如片)、洪巢片、黃孝片(有爭議,屬江右民系),其中以洪巢片人口占絕大多數(shù)。
粵方言
或稱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根源于古代中原雅言,在廣東大部、廣西東部、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中被廣泛使用?;浄窖允菨h語中聲調最復雜的方言之一,有九個聲調(桂南勾漏片有十個聲調)。同時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粵語包含了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浾Z內部的(勾漏話,四邑話,廣府話)分歧不大,但音調有差異。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shù)的5%。但是粵語中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于吳語,但晚于閩語。
湘方言
或稱湘語:又稱湖南話,新老湘語分別以長沙話(新)及衡陽話(老)為代表。按是否保留濁聲母分類,可分為老湘和新湘兩類,其中濁聲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語相對接近官話,但也有部分與官話差異較大的新湘語保留有部分全濁音及特有語音和詞匯。使用者約占總人口的5%。歷史上湖南地區(qū)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故湘語內部差異比較大。并且有多個時期古漢語語音特征之重疊。
贛方言
或稱贛語:又稱江西話、江右語等,以南昌話和撫州話為代表,音系接近客家話,但核心詞匯差異較大。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東部,安徽西南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浙江西部等地。使用人口約5148萬(早先的3000萬不準確)。古全濁和古次清合流為送氣音,梗攝字文白異讀。昌都片及長江沿岸一帶普遍存在全濁聲母,但多非嚴格的古清濁對立。多數(shù)地區(qū)”知三章組“或”知二章組”端讀,日母今讀仍為鼻音。南昌話有七個聲調,輔音韻尾-t -k -n -ng,建寧、高安、臨川等地為m n ng p t k。
客家方言
以梅州話為代表,在中國南方廣泛使用,包括廣東東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廣西東南部、臺灣,及海外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雖然是一種南方方言,客家話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響中形成的,客家話因而在音韻和詞匯上保留了許多中古中原話的特點(如完整的-k、-p、-t、-m、-ng、-n韻尾)。使用客家話的人口大約占使用漢語總人口的5%。
閩方言
或稱閩語:在福建、海南、廣東東部、臺灣和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海外的一些華人中使用。由于閩語的內部分歧比較大,通常分為閩南方言(以泉州話為代表)、閩北話、閩東話(以福州話為代表)、莆仙方言和閩中方言。閩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與中古漢語韻書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其中以閩南語最具影響。但是,根據(jù)現(xiàn)有的語音學研究,閩語的音系相當接近上古漢語的音系。
閩南語,閩語之一,(狹義的,即閩臺片閩南話)共有“-m,-n,-ng,-p,-t,-k,-?”(貌似問號的國際音標是緊喉音。)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fā)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山西方言、吳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這種弱化入聲)”七種輔音韻尾。閩南語是漢語中聲調較復雜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個聲調(不含輕聲),漳州音、廈門音、同安音、臺灣音通常有七個聲調(不含輕聲)。同時,閩南語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語,閩(南)臺片的閩南語內部較為一致。廣義的閩南方言還包括海南話、潮州話、浙南閩語等,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shù)的4.2%。
晉方言
或稱晉語:晉方分為八個片區(qū),各片內部差異較大,溝通較為困難。分布在山西絕大部分以及陜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qū)等地使用,核心區(qū)以太原話為代表,有入聲韻 [-嶗。在入聲 [-p/-t/-k] 消失之前,先發(fā)生‘入聲弱化’,[-p/-t/-k] 全部變成 [-嶗)。其白讀系統(tǒng)與官話差別大。
湘南土話
湘南土話,湘南土語,又稱之為湘南語。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和永州地區(qū),內部差異較大。與粵北土話,桂北平話有近緣關系,統(tǒng)稱之為土話。湘南土話不同于流行于湖南省大部分地區(qū)的湘語,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方言。對于湘南土話的歸屬問題至今還沒有一個定論。是湖南省四大方言(湘方言、西南官話、湘南土話、贛方言)之一。
代表方言:一,以資興說(Zixingsa)為代表的土話區(qū)(白說),包括永興、桂東、汝城、安仁,是湘南土話與客贛方言的混合型。二,以嘉禾話為代表的湘南土話雙語區(qū),包括宜章、臨武、嘉禾、桂陽、藍山、寧遠,是同時使用湘南土話與西南官話的雙語區(qū)。三,以道州話為代表的保留了湘語特征較多的湘語土話,包括冷水灘、零陵、東安、雙牌、道州、新田、江永、江華與桂北平話關系密切。
平話
在廣西的部分地區(qū)使用。傳統(tǒng)上將桂南平話歸于粵語,有人主張將桂北平話當成孤立的土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