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谷梁傳》所記載的時間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zhàn)國時魯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范寧撰《春秋谷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勛作《春秋谷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谷梁補注》為清代學者注解《谷梁傳》的較好注本。

《谷梁傳》著重宣揚儒家思想，務禮義教化和宗法情誼，為緩和統(tǒng)治集團的內(nèi)部矛盾，穩(wěn)定封建統(tǒng)治的長遠利益服務，因而也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極大重視。它是我們研究秦漢間及西漢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背景介紹

《谷梁傳》（拼音：gǔliángzhuàn）是《谷梁春秋》、《春秋谷梁傳》的簡稱，是為《春秋》作注解所著，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傳說孔子的弟子子夏將這部書的內(nèi)容口頭傳給谷梁俶（亦名谷梁赤，字元始），谷梁赤將它寫成書記錄下來，但實際上這部書的口頭傳說雖然早已有了，但其成書時間是在西漢。

《谷梁傳》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用這種方式來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從戰(zhàn)國時期到漢朝演變的重要文獻。由于《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于簡約，給后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xiàn)《春秋》經(jīng)文的內(nèi)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jù)《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后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

只有《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據(jù)后人考證，《谷梁傳》書中曾引用公羊子的話并加以辯駁，因此認為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鑒賞評價

《谷梁傳》以各種有文字痕跡可尋的義例，所探尋出來的孔子自己的思想或所謂微言大義，只能看作是《谷梁傳》自己的思想，而不能強加給孔子，以作為孔子的思想?？梢哉f谷梁子是《谷梁傳》的第一作者，《春秋谷梁傳》最初的底本的寫作年代當在戰(zhàn)國中期，在漢武帝之前的后代《谷梁傳》學者又有所補充。真正意義上的《春秋谷梁傳》當始于谷梁子。

谷梁子從傳說的子夏所傳之籠統(tǒng)的《春秋》闡釋之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了《谷梁傳》最初的學術(shù)特色。荀子是《谷梁傳》承前啟后的關(guān)鍵人物，使《春秋谷梁傳》“親親上恩”的學術(shù)特色得到進一步加強。《谷梁傳》之學術(shù)不符合漢武帝對內(nèi)大一統(tǒng)、對外大攘夷的政治需要。

《谷梁傳》本身的學術(shù)特色是《谷梁傳》在漢宣帝時期的政治生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基礎(chǔ)。《谷梁傳》的經(jīng)學知識分子倒向更為理想主義的屬于古文經(jīng)學的《春秋左氏傳》，《谷梁傳》的學術(shù)由此衰微?！豆攘簜鳌返拿裆枷氲谋举|(zhì)是在維護君權(quán)的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義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思想?！豆攘簜鳌返奶幚韮?nèi)外關(guān)系的思想包括處理諸侯國內(nèi)部關(guān)系的思想和處理諸侯國之間關(guān)系的思想兩個大的方面。

《春秋谷梁傳》有不少內(nèi)容說得很好的，比如：

隱公元年：《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洞呵铩焚F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桓公五年：《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wèi)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莊公十八年：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莊公三十一年：（一年春夏秋筑三臺）不正罷民三時（即疲），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斖鉄o諸侯之變，內(nèi)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nèi)也。（與民爭利）

僖公五年：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

成公十八年：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焉。（與《左傳》宣公四年“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笨梢员容^。）

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除了語言簡潔外，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對于君主的批評，是非常強烈的。

其他信息

后世影響

《春秋谷梁傳》是中國漢代經(jīng)學派的經(jīng)典之一。該書是研究戰(zhàn)國至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讀《谷梁傳》可以看《十三經(jīng)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注疏》，晉人范寧集解、唐人楊士勛疏的《谷梁傳注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鐘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guān)研究。

漢代以后，《公羊》和《谷梁》關(guān)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qū)W有過短暫的復蘇。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shù)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傳》。

范寧所做《谷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夸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zhàn)于泓，說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后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云：“已陳（列陣），然后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zhàn)，亦不過此也?！卑堰@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并論。

《谷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zhàn)，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范寧在《春秋谷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jīng)為主，經(jīng)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據(jù)理以通經(jīng)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蹲笫稀菲G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豆颉忿q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p>

興盛原因

在《春秋》三傳中，屬于今文的《公羊傳》和屬于古文的《左傳》，都曾長期受到人們的矚目和重視，與《公羊傳》同屬今文的《春秋谷梁傳》則少有問津，顯得門庭冷落。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shù)，《公羊傳》由此大興，而衛(wèi)太子劉據(jù)喜讀《谷梁傳》。

劉據(jù)之孫劉詢即位后，聽聞祖父好《谷梁傳》 ，令名儒在殿中辯論，平均《公羊》《谷梁》異同，各自用經(jīng)論處是非，群臣多贊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歡《谷梁傳》的解釋，設(shè)立谷梁《春秋》博士，由是《谷梁傳》大盛。西漢后期《谷梁》之學大盛，影響了當時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面。同《公羊傳》相比較，《春秋谷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diào)禮樂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適應了西漢后期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尊王思想

《谷梁傳》強調(diào)尊王而不限王，例如莊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傳》認為這是“舉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天下之民心都歸服于天子，所以他擁有無上權(quán)力，皇權(quán)不應受到限制。

《谷梁傳》處處維護周天子的利益，雖然春秋時周室已衰微，但《谷梁傳》認為還是應無條件地尊王，因為“朝服雖弊，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僖公八年）”；作為諸侯，必須向周天子進貢，謂“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征求（桓公十五年）”。

《谷梁傳》強調(diào)君臣各有職分，各有行為準則，如謂“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襄公十九年）”，“死君難，臣道也（桓公十一年）”，否則，“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宣公十五年）”。

《谷梁傳》主張必須嚴格貴賤尊卑之別，說：“《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昭公四年）”。同時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為，說“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襄公二十九年）”。還說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過國君，如謂“夫人之義，不逾君也，為賢者崇也（成公十五年）”。

可見，《谷梁傳》處處突出君主的絕對權(quán)威，但傳文中卻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辭。

禮樂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傳》相比較，《谷梁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強調(diào)禮樂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這恰恰適應了西漢后期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需要。漢武帝死后，隨著戰(zhàn)爭機制的解體和人民要求安居樂業(yè)的呼聲高漲，與《公羊》有密切關(guān)系的刑名法術(shù)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對和斥責。昭帝時，議鹽鐵而罷榷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生產(chǎn)得到迅速恢復，社會矛盾趨于緩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禮文”，實行禮樂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經(jīng)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心態(tài)，成了大夫眾口一辭的呼聲和為政治民的準則。

在《谷梁傳》中，稱引古禮之處比比皆是，如《隱公元年》載：“禮，赗人之母則可，娼人之妾則不可。”《隱公二年》云：“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薄痘腹辍罚骸岸Y，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薄洞呵锕攘簜鳌穼覍腋邠P傳統(tǒng)禮儀，倡導禮樂教化，貶斥非禮行為。清代鐘文說：“《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夫貴禮賤兵，內(nèi)夏外夷之旨?！?/p>

從重民的思想出發(fā)，《谷梁傳》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確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認為那些昏君暴主敗亡出奔，“民如釋重負”。對那些愛護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傳》認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連連稱道魯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經(jīng)文有贊揚之意。同時，《春秋谷梁傳》又認為對那些只顧個人享樂，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譏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薄豆攘簜鳌氛f：“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本褪钦f，魯成公筑囿以為虞獵之地，是奪民利，是不正確的。

漢宣帝在《谷梁》學的興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歡讀《申子·君臣篇》，“頗修武帝故事”，曾拒絕王吉“述舊禮，明王制”的建議，反對太子劉奭專用德教儒術(shù)，認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稱。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注意采取措施撫恤百姓，濟貧救難，多次頒布假民公田、減免租稅、賑貸種食的詔令，要求地方官“謹牧養(yǎng)民而風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獄，廢除了武帝時的許多嚴刑峻法。宣帝意識到禮樂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強傳統(tǒng)禮儀對社會的控制力量，使“海內(nèi)興于禮讓”。漢宣帝非常重視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動向，重視作為統(tǒng)治思想的儒家學說，而這時的儒家學說，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學偏重刑名法術(shù)的理論，更多地繼承了先秦思孟學派偏重仁義王道的思想內(nèi)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傳》。于是，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學被立為官學，成為統(tǒng)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強調(diào)宗法情誼

在力主禮治的同時，《谷梁傳》還強調(diào)宗法情誼，這可以利用來緩和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特別是劉漢宗室內(nèi)部的矛盾。這是《谷梁》學在漢代一度興盛的又一原因?！洞呵锕騻鳌冯m有強調(diào)宗法倫常的內(nèi)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進行毫不留情的鎮(zhèn)壓。《春秋谷梁傳》則不然。在解釋《春秋·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時，《谷梁傳》認為，稱招為弟，不合王朝禮制，但《春秋》為顯其惡，特意如此，以說明招對骨肉之親的極端殘忍。這些內(nèi)容，在宣帝之世有著某種現(xiàn)實意義。

西漢立國之初，發(fā)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學和《公羊》派起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宗室內(nèi)訌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當然不能容忍《公羊》獨尊的現(xiàn)象延續(xù)下去。宣帝非常重視宗法情誼和血緣之親，意識到它對鞏固劉漢大統(tǒng)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詔說；“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圣業(yè)，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蔽涞蹠r行首匿相坐之法，雖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廢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廢除。宣帝還多次垂青于那些講究宗法．兄弟間禮讓為懷的臣下。丞相韋賢選定長子韋弘繼承自己的爵位，但韋弘?yún)s因罪入獄。韋賢去世，族人，門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韋玄成為繼承人。韋玄成“壞容貌，蒙恥辱”，假裝病狂，“欲讓爵辟兄”，拒不應召。有些官吏要求懲處韋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節(jié)，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韋弘為東海太守。宣帝此種舉動，頗合《谷梁》之旨而與《公羊》相左?！豆攘骸穼W的興盛已經(jīng)水到渠成。

個人因素

《谷梁》學的興盛，除了它有利于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適應了社會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著很強的個人因素。晉代范寧在談到“石渠分爭之說”時指出?！皬U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贝苏摽蓚湟徽f。漢宣帝喜《谷梁》，確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遺愛。據(jù)《漢書·儒林傳》等，“宣帝即位，聞衛(wèi)太子好《谷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谷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說”，將《谷梁》學者蔡千秋提拔為諫大夫給事中，“復求能為《谷梁》者”，還派劉向等十多人從江博士和周慶、丁姓習《谷梁》，“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余歲，皆明習”。隨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詔諸儒講《五經(jīng)》同異”于石渠閣，讓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從中襄助，并親自“稱制臨決”，終使《谷梁》一派獲勝，周慶、丁姓皆為博士，取得了與《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學大盛”。

為什么宣帝去請教韋賢等魯人并聽從他們囿于鄉(xiāng)土之見的建議呢？一是因為以《谷梁》為代表的魯學守先王典章之遺，多圣人流風余韻，二是因為宣帝祖父衛(wèi)太子劉據(jù)也好《谷梁》，三是因為宣帝與魯人的關(guān)系特別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魯國。當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蠱之禍，丙吉見他無所歸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親貞君撫養(yǎng)。丙吉也是魯國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議讓宣帝即位的人。韋賢、夏侯勝都曾在宣帝即位時“與謀議”，出了大力。史高則是史恭的長子，因舊恩封侯得官?？梢?，宣帝喜《谷梁》，確與其好惡有關(guān)。宣帝善《谷梁》說，又選劉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慶、丁姓學習《春秋谷梁傳》。劉向等都是聰明好學、嫻于辭辯的年輕人，二十出頭即“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頌凡數(shù)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當時持《公羊》義的博士嚴彭祖等人則略遜一籌，未見有什么口才。劉向等人出色的論辯才能，是《谷梁》學在石渠會議上取勝的一個因素。

史學價值

《谷梁傳》起自魯隱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傳用問答體，逐字或逐層解釋《春秋》，是歷史文獻注釋的一種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傳》有晉范寧《春秋谷梁傳集解》。

《谷梁傳》解釋《春秋》的用辭和文法，體現(xiàn)出一種準確、凝煉的文風。例如，《谷梁傳》莊公七年，對經(jīng)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有細致的解釋，反映了中國史學史上的好傳統(tǒng)。在史實記載上，《谷梁傳》遠不及《左傳》豐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寶貴史料。其他可與《左傳》相補充的史實還有不少，諸如：《谷梁傳》僖公二年記虞師晉師滅夏陽，僖公十九年記“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導致梁亡，等等。

《谷梁傳》對于史學發(fā)展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歷史思想方面產(chǎn)生的影響。《谷梁傳》主張“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指出史家應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并能夠?qū)⑦@一原則貫徹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譴責宋襄公拘守成說，“失民”，“以其不教民戰(zhàn)，則是棄其師也”等等，體現(xiàn)了上述忠實于歷史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