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銅禮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寧鄉(xiāng)縣黃材鎮(zhèn)月山鋪轉耳侖的山腰上，現(xiàn)屬炭河里遺址。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四羊方尊是中國仍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邊邊長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于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時，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間。

據(jù)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后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被史學界稱為“臻于極致的青銅典范”，位列十大傳世國寶之一。出土的同類青銅器有人面方鼎等。

流傳歷史

發(fā)掘出土

1938年4月的一個上午，湖南省寧鄉(xiāng)縣黃材鎮(zhèn)的轉耳侖山上（后來屬炭河里遺址公園），姜景舒、姜景橋、姜喜橋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墾荒栽種紅薯。忽然鋤下“當”的一聲金屬碰撞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一件碩大的金屬器物出現(xiàn)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們不知道這個墨綠色、帶有4只卷角羊頭的東西為何物，猜想肯定是個寶貝。

如獲珍寶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著這件寶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將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塊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桿稱稱了重量，大約64市斤，雖然并不清楚這件寶貝到底有何價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澤，讓姜景舒以為挖到了“烏金”，倍加珍惜。

姜景舒挖到寶貝的消息很快在鎮(zhèn)上傳開了，由于長沙歷來就是青銅文物出土的寶地，文物販子在鄉(xiāng)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線，因此黃材鎮(zhèn)萬利山貨號的老板也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消息，他當即開出了四百大洋的價錢要購買這件后來被稱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寶。那時的姜景舒還只有17歲，生活在一個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爺爺做豆腐、父親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聽說這件東西能賣個好價錢，也就只能忍痛割愛了，畢竟在當時能夠解決溫飽問題就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在經(jīng)過當?shù)乇ｉL、甲長和鄉(xiāng)紳的層層盤剝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塊了。姜景舒在賣掉寶貝時還下意識地將那片敲下來的碎片留下來做紀念。1976年，他將殘片獻給了國家 ?。

說明：出土的同類青銅器有人面方鼎等。

戰(zhàn)亂流失

四羊方尊在被黃材鎮(zhèn)的古董商買進后，很快輾轉到了長沙縣靖港鎮(zhèn)某商號，一些心懷不軌的商人通過文物販賣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賣寶物，內定起價二十萬大洋。

當時的長沙因文物盜掘走私現(xiàn)象嚴重，政府部門對出土文物走私現(xiàn)象的查處也十分嚴厲。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長沙縣政府得知。為防止奸商貪利將國寶賣給外國人，長沙縣政府立即派警員前去查處此事，并將四羊方尊沒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寶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時任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的辦公室里，張治中雖然知道這是個寶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價值，竟把寶物作為筆筒放在幾案之上達3個月之久。

不久，日寇進逼長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銀行保管。1938年11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和省銀行均遷往沅陵。為了不讓完整的長沙城落入日寇之手，當局決定實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續(xù)兩天兩夜的大火，燒毀了長沙城近80%的建筑，史稱“文夕大火”。這把火不但燒掉了長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戰(zhàn)亂中遺失了 。

戰(zhàn)后追尋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獲的消息，曾轟動三湘，其時，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均在長沙。解放后，向來關心文物的周總理，于1952年親自責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經(jīng)多方查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隨湖南省銀行內遷沅陵的途中，車隊遭到日機轟炸，運載四羊方尊的車輛不幸中彈，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塊。之后這些碎片就一直被丟棄在湖南省銀行倉庫的一只木箱內，十幾年無人問津。

重獲新生

得知這一信息后，經(jīng)文化部指示，相關部門迅速通過專家會診、攻關，經(jīng)過將近一年的時間終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復了。所幸，修復后的四羊方尊幾乎看不出破損的痕跡。這樣，經(jīng)過戰(zhàn)火洗禮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為了我國國家特級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專家蔡季襄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這個破碎的寶貝。又過了兩年，修復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國內文物修復大家張欣如身上。張欣如上世紀30年代便在河南省開封市的“傾古齋”學習古玩修復，1954年4月，張欣如調至湖南省文管會，當年5月，便接到任務修復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鐵焊接……每天，張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著，一手作業(yè)，絲毫不敢分心。兩個多月后，四羊方尊終于修復成功，再次展現(xiàn)出3000年前的瑰麗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緣部分始終還缺一塊殘片。原來，農(nóng)民姜景舒在賣尊給古董商時，曾有意識留下鋤掉的一塊碎片作紀念。這事兒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高至喜發(fā)現(xiàn)。為此，高至喜遠走寧鄉(xiāng)縣，千方百計尋找到姜景舒兩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紋殘片才終于完璧歸趙。

1954年，湖南省博物館成立，1956年省文管會將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館收藏，1959年國慶10周年時，四羊方尊調往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該館。四羊方尊作為全國排名第三的十大傳世國寶曾多次出國展覽，并作為中國古文物的精華和古代青銅工藝的杰作編入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和各類教材 。

文物特征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長頸，高圈足。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肩、腹部與足部作為一體被巧妙地設計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于器外，羊身與羊腿附著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紋精麗，線條光潔剛勁。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于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

方尊頸部飾由夔龍紋組成的蕉葉紋與帶狀饕餮紋，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有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chǎn)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既掩蓋了合范痕跡，又可改善器物邊角的單調，增強了造型氣勢，渾然一體。

研究成果

鑄造工藝

據(jù)考古學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兩次分鑄技術鑄造的，即先將羊角與龍頭單個鑄好，然后將其分別配置在外范內，再進行整體澆鑄。整個器物用塊范法澆鑄，一氣呵成，鬼斧神工，顯示了高超的鑄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線雕、浮雕、圓雕于一器，把平面紋飾與立體雕塑融會貫通，把器皿和動物形狀結合起來，恰到好處，以異常高超的鑄造工藝制成。

在商代的青銅方尊中，此器形體的端莊典雅是無與倫比的。此尊造型簡潔、優(yōu)美雄奇，寓動于靜，被稱為“臻于極致的青銅典范”。這件器物被認為是傳統(tǒng)泥范法鑄制的巔峰之作，由于這件杰作達到的水平令人難以置信，一度被誤以為采取了新的鑄造工藝。

文化寓意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龍相對的造型展示了酒禮器中的至尊氣象。羊成為青銅重器著力表現(xiàn)的對象，有其獨特的象征意義。先秦時期，人們對羊的個性有兩個歸納：善良知禮；外柔內剛。羊“跪乳”的習性，被視為善良知禮，甚至被后世演繹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內剛也被引申出許多神圣的秉性，傳說的始祖皋陶敬羊，《詩經(jīng)·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說法。羊最通俗或民間化的象征意義便是“吉祥”，至少從漢代開始，羊就與吉祥聯(lián)系在一起，漢代瓦當、銅鏡等銘刻中多見“宜侯王大吉羊（祥）”銘文，吉祥有時直接寫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為代表的著力表現(xiàn)羊的青銅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圖騰崇拜，又有替代羊作為犧牲獻祭給神明的意思，同時還包含了對羊等家畜養(yǎng)殖興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關于羊的種種觀念。

文物地位

四羊方尊被史學界稱為“臻于極致的青銅典范”。

2000年5月，中國歷史博物館首次遴選館藏青銅器十大頂級國寶，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確定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覽的文物名單。

出土的同類青銅器有人面方鼎等。

身世爭議

2012年，河北省學者梁勇稱，經(jīng)過其實地調查和考證，出土于湖南寧鄉(xiāng)的國寶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應該在河北省廣宗縣。梁勇說：“四羊方尊這個在上世紀80年代就通過歷史課本聞名遐邇的商代禮器，現(xiàn)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主要介紹文字稱，1938年出土于湖南寧鄉(xiāng)。經(jīng)過我多次實地考察和研究，它的首次出土地應該在河北省廣宗縣?！?/p>

廣宗首次出土地說，得到了廣宗縣政協(xié)主席李云豪和威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金鵬、廣宗縣地方志辦公室主任谷華池等人的支持。他們經(jīng)過幾十年的深入調查認為，民國時期的廣宗縣縣長姜謐榮與四羊方尊有很大的關系。《廣宗縣志》中記載：姜謐榮（1900～1986年），湖南寧鄉(xiāng)縣黃材區(qū)月山鄉(xiāng)龍泉村左家灘人，1929年畢業(yè)于中國大學，1931年考取廣宗縣長。“因為當時戰(zhàn)亂，他有可能為了保護國寶，將其帶回家鄉(xiāng)暫時埋藏起來。”梁勇稱，這一說法在廣宗縣還有見證人和文字依據(jù)。

湖南省寧鄉(xiāng)縣文物局副局長李喬生針對梁勇“商代的寧鄉(xiāng)屬三苗之地，不屬商文化圈”的觀點，提出異議。李喬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圍，經(jīng)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有商代文化層，出土紅燒土和方格紋、繩紋等陶片，時代與四羊方尊相同。不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和大型的銅鐃等這些青銅器不可能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數(shù)十萬件青銅器中，尚未見到一件相同的器型。

對于外人帶入的說法，李喬生說：“四羊方尊發(fā)現(xiàn)時影響很大，如果是姜謐榮所為，他和他的后代會有說法的?！钡顔躺瑫r也認為，四羊方尊并非寧鄉(xiāng)本地生產(chǎn)。李喬生表示：“四羊方尊可能是商末中原貴族南遷，帶來先進的工藝和技術的產(chǎn)物?！?/p>

據(jù)曾主持炭河里遺址考古發(fā)掘的湖南大學教授向桃初介紹，在該遺址西北發(fā)現(xiàn)和清理了7座西周貴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器、陶器。向桃初認為，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和風格一致，都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說明以往黃材一帶出土的大量青銅重器和炭河里城址有直接關系，亦屬同一個文化共同